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它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它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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