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是有生以来能有记忆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父母去纳粮就是交公粮。我爸拉着一辆二轮车，我和我妈在后面推，到镇上粮所大约三四公里，中间经过一座小山坡。稻谷大概有两百斤样子。我吵着要去的原因是答应了纳完粮要给我买本说唐的连环画。现在还记得爬坡时我爸满头汗喘气的样子。工作人员用尖刺工具戳破稻谷袋子检查质量，趾高气扬挑三拣四，而农民们在边上唯唯诺诺等他们同意定级送进仓库。有倒霉的因为不饱满或带了细土粒就得原车拉回家。

 他一直给我计算种地是亏本的事情。即使在2019年，一斤稻谷收购价一两块，一个四口之家人均五分地，假设亩产500斤一年两熟的话，产出也就是值三四千块钱还得是风调雨顺，还不算种子化肥和雇机械的花费，也不算自己要吃的部分。我们那还算不错的。所以农民偷渡和到城里当低端人口在我看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人杰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

 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贵州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孙修和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贵州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提到，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