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匪共特务渗透到国民党党政军几乎所有要害部门，帮助匪共搜集军事情报，为匪共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1949年匪共夺取政权后，这些特务几乎没有一个不挨整的，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葛佩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9年3月4日，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1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官要他作最后的陈述。

葛佩琦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葛佩琦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名，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诉书》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因此认定我为“历史反革命”，这不符合事实。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不是历史反革命。

《起诉书》说我“（1957年）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因此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也不符合事实。

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可以看看，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另外，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因此，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葛佩琦被当成“双料反革命”判无期徒刑

尽管葛佩琦作了申辩，但那个时候，这种申辩毫无意义，没有人会听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还是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判决书指出：“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特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进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据中共《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被告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香港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21年后中共说葛佩琦不是“双料反革命”

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布：1959年对葛佩琦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那么，葛佩琦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两料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历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匪共，1939年后，多次接受指派，在河南、陕西、东北等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中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匪共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匪共的另一个“特务”熊向晖（胡宗南的贴身秘书）多次通过他建立的情报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过程中屡战屡败。1946年中国新年过后，匪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赵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将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葛佩琦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匪共组织关系的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下落不明，他从此断绝了同中共的组织联系。葛佩琦先是到沈阳想接上组织关系，即组织承认他是中共党员。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说地下组织被破坏了，没有。接待人员回复说：没有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之后，葛佩琦辗转回到北京，到处找能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年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请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的人写信。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不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自此，1938年加入匪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党外人士”。

再说现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匪共夺取政权后，葛佩琦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尽管如此，葛佩琦还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一再鼓励知识分子帮助匪共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先后三次邀请葛佩琦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自认为是匪共党员，怎么能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呢？一请，不去；二请，不去；三请，不得不去了。他在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导，葛佩琦的发言变成了“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于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第一个大右派。在《人民日报》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划成了“极右份子”！

葛佩琦被整得妻离子散身上“没有一个好零件”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从此病瘫在床，他的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儿高考成绩非常好，但没有一所大学录取，只好在家做家务。5个子女，老二是男孩读书，老三，老四送给了亲友，老五没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坚持下，妻子同他离了婚，5个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后，葛佩琦沾了匪共出于某种政治考虑“特赦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光，被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特赦。几经周折后，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

匪共颠覆中华民国，不择手段；匪共维持其极权统治，也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限战”，超限一切道德和法律底线。为了掩盖真相，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成为匪共的一贯做法。匪共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前车之鉴，理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