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畅销书作家盐野七生曾在《罗马人的故事》系列中专论过古罗马基础建设，首先提到的便是罗马道路系统。的确，古罗马道路系统可算是古典建筑中奇观之一。它以罗马城为中心向四方延伸，有约30条大型军事公路连接彼时欧洲各大城市和军事基地。 大约是过于崇拜，作者行文至此时情不自禁地同差不多同期的中国进行对比：
“为什么中国和罗马开始兴建全国性的土木工程的时候，一个国家选择了修筑长城，而另一个国家选择了铺设道路呢？……壁垒是断绝人的来往，而道路则是促进人的来往……我想，万里长城和罗马道路网这两者的不同，比地球东西方的差异还大。”
所有以点带面总结诸民族区别进而暗示文明高下的人，往往都只会暴露出无知和傲慢，盐野七生也有类于此。作为一位西方古代史专家，她或许真不知中国早在秦汉就拥有“驰道”“直道”等道路构成的交通网，但无视功能相同且工程同样浩大的“日耳曼长城”与“哈德良长城”，削足适履地作出古罗马对道路重视来往而中国筑壁垒喜隔绝的结论，委实说不过去。况且她自己也说过，国家离不开“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道路网络”，那么早已进入成熟文明社会的秦汉中国又怎可能少得了发达道路网？之所以名头不如古罗马道路响亮，不过是因为长城久负盛名，相较之下让秦汉通途显得“平平无奇”罢了。
 

这是一条约5千米长的溪谷。东汉武都太守李翕曾组织在此修造栈道，因此留下了名扬后世的西狭颂／甘肃成县天井山鱼窍峡景区，摩崖刻石。
其实，大量史料及实物都可以证明秦汉中国道路交通已相当成熟，其工程发达巧妙程度比古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以下简称《碑刻名录》）中许多摩崖石刻，就为后人提供了秦汉道路建设最为直观的资料。
早已成熟的中国道路系统
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出现得很早，甚至可追溯到上古商周时期。甲骨卜辞曾记载武丁时殷商四处征伐，妇好统领万人大军攻打羌方，虽没有专门提到道路网，但实难想象殷商在没有成熟交通道路体系的情况下能组织起如此大规模作战。
若说殷商道路网只有间接证据，那么稽考古籍人们便能发现，至迟到周朝时中国已有道路交通体系记载。据《周礼·考工记》所言，宗周将全国路网同等级相结合，分成四种不同公路。 《考工记》成书略晚，郭沫若考证其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体现齐国道路标准，不过对照《诗经·小雅》的《大东》篇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何草不黄》篇又言：“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散氏盘有“周道”“周行”等铭文，人们还是可以认为西周已经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周道 （行） ”的公路，且《考工记》记载或能部分反映宗周道路体系情况——毕竟齐国公路标准也非从天而降，或多或少继承宗周体系。
传统史料中，秦汉后有关中国交通路网建设情况的资料已较为确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颁布了一系列“书同文、车同轨”的命令，建设遍布国内的高级公路自然也是“车同轨”的重要措施之一。《史记》明载，秦朝大规模道路基建有两次，一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下令整理修建驰道，另一次则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令蒙恬修直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分别通往东方的潼关道，通往东北的临晋道和通往东南方的武关道，再以此三条主干线呈扇形展开，连接按秦标准整修的六国旧道，辐射整个关东；而直道则从咸阳直通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为对抗匈奴作战的军用道路。
驰道中央三丈辟为“御道”，供帝王或特许人员驰行，两侧供他人行走，直道在规格上与之类似，通常供大军调动使用。据《汉书》载，秦代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规格为“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厚筑其外，是指路面经过多层夯筑后高于地表；隐以金椎则是道路路基和路肩埋有铁夯。这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后人就发现一些残留的秦汉驰道路基使用瓦砾或沙砾多层夯筑，路面高出地表呈“鱼脊”或“龟背”形，两侧置排水沟，十分先进。“驰道”“直道”规格如此之高，在其上奔驰的速度自然不低，西汉昌邑王——也就是后来的海昏侯刘贺得知自己被选为皇帝，为赶往长安即位在驰道上飞奔，“日中出发，晡时已达定陶，行一百三十五里”。以此作为参考，说驰道为秦汉时代“高速公路”一点也不为过。
从后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郝家坪秦牍》《龙岗秦简》及《里耶秦简》等简牍资料来看，“驰道”“直道”还只是秦汉公路中荦荦大端，此外更有同专供帝王使用的“甬道”，国家公务专用的“冲道”“邮道”，官民共用的“冲术”，以及同平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田道”“阡陌”……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境内有着各种等级标准不同、用途有别的道路将各地同咸阳紧紧相连，直到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陕西延安甘泉县秦直道遗址。甘泉境内的秦直道长约32千米，由富县槐树庄至墩梁入境，最后进入志丹县界。
秦二世而亡，但各项制度都为汉王朝所继承，道路交通系统自不例外。爬梳各类史料可知，汉帝国在秦朝基础上对全国路网进行整理和扩建，逐步建成以关中地区长安为中心，贯通辐射全国乃至域外的发达交通网。
 

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东汉，长 2.7米，宽 2.2米，现藏汉中博物馆。碑文现存 97字，记述汉中太守鄐君于永平六年（63）组织 2690人重修褒斜道之事。
见证开辟的石门“大开道”
如果人们看地图的话，其实不难发现古时穿越秦岭的通路并非仅有褒斜一路，西有陈仓道（故道），东有傥骆道、新旧子午道。褒斜道能从中脱颖而出有其天然优势，其便捷之处正如汉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所言：
“漕从南阳上沔（今汉水）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即斜水）下渭（今渭河）。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
大意便是利用褒斜两谷不仅可载入汉中米谷，还能方便将关东物资通过汉水转运至长安。

史载汉武帝听后大喜，任命张汤儿子张卬为汉中守，率数万人作褒斜道500余里。此次工程为该条道路首次举全国之力修道的记载，褒斜道之名也由此而来。当然，此次开褒斜道并非为完全新辟，《华阳国志》等书称上古三代就有此道，推测大约当时是秦、蜀民间交通蹚出的野道。战国后期秦相范雎当政，为方便从巴蜀调运物资也曾发动人员在此筑栈道，推测张卬大概也是在前人基础上修缮拓宽，同时开辟了部分新路。

事实证明，所谓褒斜道捷近、翻越难度低都是相对而言，张卬很快就发现两川水流湍急又多礁石，漕运一事只能作罢。饶是如此，褒斜道开通依然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自汉武帝将其整治为战略级干道后，“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嗣后中原朝廷能经营云、贵、川三省，都离不开汉武时此次开辟。

后人走在此道褒斜道之上，临绝壁深渊之际，想到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大约都不禁会遥想往昔，好奇汉武帝发数万人开辟褒斜道，到底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

此疑问直到汉武帝之后千年，方才在无意间得到部分解答。

褒斜道有一著名景点名为石门，位于褒谷入口3.5千米左右，为东汉所凿人工隧道。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被朝廷任命为南郑县令的晏袤上任时途经石门，无意在石门南250米的山崖上发现了一块为苔藓覆盖的摩崖，清理后赫然发现正是讲述东汉永平六年（63）到九年（66）当地官吏奉诏整修褒斜道、开凿石门隧道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俗称“大开道”。晏袤读之后大为感慨，在下方50厘米处也镌刻了一处摩崖，不仅抒发了一些感想，还对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进行了释读，即所谓“小开道”。

 

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石门颂），东汉，通高 2.61米，宽 2.05米，题额高 54厘米，现藏汉中博物馆。石门颂是建和二年（148）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而成，碑文记载了出身四川乐山的“司隶校尉”杨孟文主持开凿石门通道
后人必须向晏袤致以谢意，尽管他本意是稽考书法，可也正是托晏袤发现释读之功方才保留有关修筑褒斜道完整资料。现存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能辨认出97字，而对照晏袤释文补齐的“大开道”全文有180余字：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等兴（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相（陨）用。始作桥格六百廿（卅）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馀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馀，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为缺字）

正如“大开道”所透露，东汉时期褒斜“国道”标准十分明确：平均下来每10千米约有栈道50间（长度单位），5座设施，另外每25千米还有一座大桥。如此浩大的工程投入更是不小，不仅需要一郡主要官员上阵指挥，还要调集三郡2600名苦役犯劳作三年耗费钱粮以百万计方才竣工，折算下来相当于76.68万人次。
人们还要看到，东汉永平年间的工程虽名开通，实为在汉武基础上修缮疏通，其工程规模之大已是令人咋舌，倘若汉武开通时道路标准也如东汉明帝时一般，所耗费国力想必更是惊人。以是而言，“大开道”摩崖可谓两汉兴建道路系统的最直观证据，让人对工程规模之大、国家投入之钜都能产生最直观的印象，先辈开辟道路，塑造统一华夏筚路蓝缕之艰，由此可略窥一斑。

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
而在全长数百里褒斜道中，“大开道”偏偏位于南端入口处不远的石门，此事并非偶然。东汉永平四年（61）汉明帝刘庄下令整修西汉留下的褒斜道，除了梳理通路搭建栈道之外，最让人惊叹的成果便是于七盘山（今陕西汉中市勉县鸡头关北山）下开凿出石门隧道，免去人们绕行攀山之苦。1960年，有关部门曾进行调查，测得隧道总长15.75米，宽4.15米，高3.6米，隧道内并无凿钻痕迹，推测为东汉人火烧后以水或醋冷淬后敲击而成。
 

汉隶“石门”摩崖，现藏汉中博物馆
在没有重型机械情况下以人力生凿出石门隧道，别说是在近2000年前的东汉，即便放在今日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故古往今来人们无不将石门隧道视为褒斜道最具代表性的鬼斧神工之作，举凡有所感慨、记功都会在此摩崖勒石。千年以降，石门摩崖已达180余方，内容涵盖纪事、抒情、咏物，时间跨度自东汉永平九年至近现代，其中公认为最精美的有十三方，合称“石门十三品”（简称“十三品”）。为后人讲述着独特古褒斜道文化。

 

杨淮杨弼表记，东汉，高 2.74 米，顶部宽73厘米，底部宽 52厘米，现藏汉中博物馆。碑文刻于熹平二年（173），记述了为官的从兄弟二人杨淮与杨弼“功德牟盛”，却“不幸早陨”。这两人都是石门颂中那位杨孟文的“元孙。
山崖之上行走的汉代栈道
“石门十三品”中东汉石刻往往有“阁道”二字，最典型如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石刻，文中说李君费心尽力“修阁道”。后人读文至此，有时不免会疑惑：所谓阁道，莫不是如现代旅游景点一般，指道上每隔一处便有亭阁供行人歇脚？
若如此理解，那么当人们读到同被列入《碑刻名录》的何君尊楗阁刻石（俗称尊楗阁碑）时，定会产生极大困惑。此方于2004年发现于四川雅安荥经县境内荥河峭壁的刻石中写道：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建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工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可见，建武中元二年（57），工程由一郡主官（太守何君）牵头，会派遣属官（掾舒鲔）与当地官员（道史任云、陈春）联合主持，主要劳力是苦役犯（将徒治道）。唯一不好解释的是“尊楗阁袤五十五丈”——什么样的亭阁居然能长55丈（约合今1370米）？
其实，东汉有关道路石刻中但凡提到的阁、阁道乃至“格”，都在说栈道。 秦汉人多称栈道为“栈阁”“阁道”，其出现始于战国时期，为的就是克服山地阻碍，使人们能在山崖之上行走，在隔绝秦蜀的陇山、秦岭一带最为常见，《史记》言战国秦得巴蜀，即用“栈道千里”连接两地，东汉初年刘秀让隗嚣从天水伐蜀，隗嚣推阻说“白水险阻，栈阁绝败”，均为两地当时便有栈道的明证。
 

何君尊楗阁刻石，东汉，高 65厘米，上宽 73厘米，下宽 76厘米，原石在四川雅安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荥河南岸崖壁上。其刻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记载了蜀郡太守何君“将徒治道，造尊楗阁”的经过
在《石门颂》中，作者曾提到旧道险峻 “木石相距，利磨确磐”，是言栈道悬空让行者触目心惊，而解决方案就是“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石积很可能就是将石头迭垒起来的坚实路面，即是说修整之后，高处的栈道被拆除，行者可改走下面平易的石道大路。
 

西狭颂摩崖刻石（局部），东汉，高 2.2米，宽 3.4米，原石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鱼窍峡。此石为建宁四年（171）所刻，文中先称赞武都太守李翕“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督邮、部职不出府门，政约令行”，后详述他命人开辟西狭中道，令其“坚固广大，可以夜涉”
修路碑文中暗含的经济玄虚
在东汉诸多摩崖刻石中，不少内容都与交通有关，就连以歌功颂德为主题的“汉三颂”也是讲述当事人整治道路功绩，由是可见东汉时道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东汉人如此重视道路，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当时社会蓬勃发展，内外经济交流频繁，对道路畅通需求远胜前代，甚至在看上去同经济交流完全扯不上干系的石刻中也会反映出来，譬如前面提到的尊楗阁碑。从内文看，该刻石讲述的只是蜀郡太守耗费巨资，在当时名为严道的雅安一带修建栈道通路而已，但熟悉东汉郡县地理的人很快就能想到，严道为蜀地边地重镇，何太守用三年时间在此大修栈道通路，不太可能是为了加强与中原腹地的交流。考虑到此地翻越邛笮大山北可从今天泸定、康定入藏，南可从今西昌至云南，后世茶马古道正是此线，那么答案便呼之欲出：太守修栈道是为了方便蜀郡同西羌与西南夷两地的少数进行边贸，换言之，尊楗阁甚至可能曾是南方丝绸之路一部分。
在东汉刻石中，还有一方涉及道路的刻石也如尊楗阁碑一般同当时经济生产活动有着紧密联系，这便是原刻于重庆市忠县涂溪河（又名汝溪河）石佛岩，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的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文（简称治石路碑）。该碑早在宋代就被学者洪适注意到，收录到他所著的《隶释》中，但后来却不见踪迹，直到近年才又被重庆市考古工作者再度发现。他们在调查石佛岩的初唐摩崖造像时，发现有一处混在佛龛之中摩崖碑文十分奇怪，石碑整体结构已被佛龛打破，六列内文中五列为汉隶，第六列为楷书“弟子杨子钦奉为作□定远□□□□□□造”，为唐代标准的造像记写法。
经过研读，人们发现汉隶即洪适所言治石路碑，由于唐人雕凿摩崖造像将其覆盖了一部分，才使得后人难以认出。通过同洪适记载对比，后人辨析出的治石路碑内文为：
“惟右部官，国之珍宝，冲路危险，侠石磐岩□道，人马□行，为民隆害，历世弥久，靡有留心。长广汉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攻治破壤，又从涂口繇平□□□井间道至别盐，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馀日，成就通达，永传亿岁无穷。”
 

王君治石路碑，东汉，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此石刻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冬，本在忠县，记载“广汉长”王君遣人负责修缮盐道，耗费九百余日功成。唐代因为在此碑上方建造了许多佛龛，以至于石碑逐渐湮没，无人知晓其处
据学者孙华研究，此碑记载内容当为广汉长王君派遣下属“攻治破壤”修缮的一条专门用于运盐的道路，从今天忠县涂溪汇入长江的涂口出发，一路经坪山坝到涂井盐场。重庆忠县自古就是井盐产地，当地主官修路便于运盐，似乎也是一大善政，然而当我们对照东汉盐铁政策时，就会发现修筑此路背后的蹊跷——汉武帝死后盐铁专卖制度被取消，嗣后两汉朝廷允许私人煮盐，名义上是自由经济，但实践中制盐业很快就被各地地方豪强所垄断。碑文中提到的王君就出身于忠县五大姓，为当地豪强，在涂井盐场有着产业。修缮此路获利最大的恰恰是他们家族——或许还有同样插足涂井盐业的其他四姓豪强。看来，即便是在东汉，豪强巧取豪夺之事也少不了，但像治石路碑一般堂而皇之地记载在摩崖石刻上，倒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厚颜无耻了。